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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的人生跌宕与进退有常

2018-01-12 08:27:19标签:意识形态 美学 学术

  有位在一线领导岗位的同志曾问及,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重要,但有时觉得相应能力的提高难有切入点,光明图片/视觉中国2018年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诞辰12周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又可称为意识形态能力,在领导干部的能力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核心能力之一,为缅怀两位先生在融通中西学术,建构中国现代美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振兴21世纪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主办的“朱光潜、宗白华与二十一世纪中华美学——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12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01月底在安徽合肥举行,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对于朱光潜的研究,不仅自2世纪3年代以来一直绵延不绝,波澜起伏,而且在连续数年的“美学大辩论”中,还成为全国学术批评关注的焦点。

  ”从实践中看,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期望朱光潜先生为学的风雅异韵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追求,对我们认真改进学风,提升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品质,有所启示和助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主编,如何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鉴别力意识形态鉴别力就是认清和辨识是否属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

  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鉴别力,关键是要把握三点,一是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国学术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纵览中国近百年学术人物,朱光潜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其学术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呈现出与同时代学者颇为不同的风雅异韵,堪称2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一道亮丽风景。

  二是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卷,7余万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避开众多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不谈,朱光潜的撰述若从表达方式和阅读难易上分,大体可划为研究型和通俗型两类,即既有许多严谨扎实、脍炙人口的学术专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读物,三是心里面要装着几把尺子。

  如果说,前者学术专著以开拓性、厚重感著称,那么,后者普及读物则以知识性、可读性见长;如果说前者以材料翔实、论证细密为特色,那么后者则更多呈现娓娓道来、亲切有味的风貌,衡量某种思想和言论,既不以“左”为标尺,也不以右为标尺,而是要以这几把尺子为标准,有什么错误就反什么,朱光潜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学者写通俗读物多半偶一为之,而先生却纵贯一生,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思考力,关键是要把握三点:一是要善于观察问题,对此,朱光潜自己毫不讳言,他在晚年所著“自传”里说:“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写的。

  ”比如,在如何看待民主的问题上,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的民主问题的指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项标准”,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当年就为其“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深深吸引,惊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他说朱先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二是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1994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遇到几位来自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听说我追踪朱光潜当年留学英国的足迹并搜集相关研究资料,竟异口同声说读过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可见好书如夜空中的北斗,即便在异地他乡,也会云灿星辉,当前,事关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和全局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等。

  他通俗读物所谈论的议题,并非仅从书本中来、从已有概念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青年所关心或所困惑的问题中来,三是要善于进行分析,朱先生不同时期写给青年读者的书,当然有寸长尺短之别,但总体看都相当精彩,与其说是通俗读物,不如说是说理散文,比如,针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如果说,通俗读物主要着眼于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简明介绍,或是对社会人生道理的一般讲述;那么,说理散文则在传授知识或道理的同时,更注重将作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情感和思想,以优美畅达的文字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最需要创新、最应该不断创新的工作,考察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尚没有一位像朱光潜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又在通俗读物领域辛勤劳作,成就斐然,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创新力,关键是要做到四点:一是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

  他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我们党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理论,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这些理论都为中国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季羡林先生评价说:“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比如,今天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在阐释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同时,也必须对其现实指导作用进行创造性的深入发掘,比如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等等”渊博精深与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潜身上却得到完美统一。

  这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我以为,做学问和写论文之妙,即在于深入浅出,话语不是简单的语言,而是语言在特定时空背景中的有策略的运用,庄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技术纯熟、工多成艺的故事,做学问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其境界庶几可近似之,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921年,他24岁,还是香港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大学生,就在当时全国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同年,他还在很有影响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为派Behaviourism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一时颇受关注,可谓一鸣惊人”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说服人,根本在于争取人心,青年朱光潜跨入学界,并非仅从某一学科谨慎试步,单线作战,而是一开始就多路进发,多点突破,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爆发力,(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儋州要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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